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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片成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禮節

作者:古典文學網來源:古典文學網發表于:2020-11-17 13:29
    名片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,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,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內容。了解名片在歷史上的情況,對于我們研究民俗和社會生活史,均有意義,這里我們就來談談清代的名片。

    名片,古稱謁、名剌、名貼、手本等,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,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。如果細細區分,早期的名剌、名帖等,有一些的內容更象今天人們所用“柬”,與后來的名片還是有一些區別的,所以清人說,象后世所用的這種寫著姓名的小片,是從明末開始盛行的,在此之前,古人的的片子,都是親筆書寫的,明清以后才開始“刻木印之耳。”以我們現在見到的資料,這一時期,中國人的印刷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,刻成一個小版來印刷,甚至如今天人們蓋印章一樣,蓋到特定的紙張上,已經非常方便了。至于應用此種小名片的原因,記載中說是始于崇禎時期,因為官方對于互相“請托”,走門子,找關系進行控制,所以人們來往時常常使用這種小名片,投送起來比較方便罷了。(黃濬:《花隨人圣庵摭憶》,上海古籍書店,1983年10月版,第259-260頁。)但就其大體用途而論,早期名剌與帖子是可以視為名片的源頭的,例如《后漢書·禰衡傳》說禰衡“建安初,來游許下。始達潁川,乃陰懷一剌,既而無所之適,至于刺字漫滅。”這里的“剌”,就是懷里揣著的一張名片,由于長時間沒能結交到達官貴人,以至于剌上寫的字都掉光了。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,漢以后始改用紙。清人趙翼曾考證說:“古人通名,本用削木書字,漢時謂之謁,漢末謂之剌,漢以后則雖用紙,而仍相沿曰剌。”(清?趙翼《陔余叢考》卷30,中華書局,1963年版,第527頁。)《漢書》中講到酈食其見劉邦的故事中,酈手中拿的“謁”,實際上就是竹制的名片,上寫主人的姓名、籍貫、官職等,甚至還寫上要辦的事情,應當說已經具備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。

    以我們所見到的情況來看,明代名片已經風行,也講究等級,至清則已成為上流社會約定俗成的交往方式與禮節了,廣泛應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。在日常交往中成為一種常例,如,同治6年(1867年)著名文人陳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調,有同鄉故友吳昌壽來訪,因旅途匆忙,未帶名片,與陳府下人在門前發生糾葛,陳將下人喊來查問,回報說:有一個武官模樣的人,“衣服弊陋”,要來求見,找他要名片,又沒有,只說與大人是幾十年前的好友,又不肯說姓名。這個穿著有點糟糕的老友,因沒有名片之類的東西,就是進不了門。見面后,吳又向陳解釋,“本欲即行登舟,因知君在此,故特走訪,帶來三仆方打疊行李,不令隨行,而忘持拜帖,乃致此窘。”(清·陳其元《庸閑齋筆記》卷2,中華書局,1989年4月版,第21-22頁。)這里,老友前來拜會,門人不允進門,索要名帖之類,而老友相見后,也解釋自己何以沒有帶拜帖,可見名帖在清代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必要禮節了。

    名片也是清代官場交往的重要工具,朱克敬《暝庵二識》:新點翰林就職后,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諸前輩,稱之為“大拜。隨后還要親自拿著三張名片,到前輩府上投遞,叫做“求面”。投剌成為官場繁文縟節的一部分,“京署各官,最重資格,其中若翰林、若御史,以及內閣中書、軍機章京、吏部、禮部司員,對于同僚之先進者,不論年齒,皆稱前輩。初謁時,必具紅白柬三份,登堂拜見,執禮惟謹”。(清·朱彭壽《安樂康平室隨筆》卷1,中華書局,清1982年2月版,第168頁。)

    京中上流社會年節相賀,亦多用名片,此風起源于宋,但以清代為盛:按照慣例,初一這天,官場中人往往派一輛車子,叫人到官場來往人家投名片拜年,京中士夫賀正,皆于初一元旦,例不親往,以空車任載一代身,遣仆將當時片子用流行的梅箋紙,裁成二三寸的小片,上面寫明自己的姓名與職司和所住地址,不管平日里認識與否,“各門遍投之。謂之片子。”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賀工具情形。以至于有人戲作小令對此進行嘲諷:“是日也,片子飛,空車四出。”(翟灝:《通俗編》卷1,中華書局1985年版,第20頁。) 節令時空車往返,片子滿天飛的情況,實際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,成為一種虛禮。至親好友則不同,黃濬:《花隨人圣庵摭憶》中說,“大凡泛交,止雇人力投剌,名曰飛片。”而至親好友,往往用大紅名片,對于親尊長輩,還是登門親自拜賀。而且,也不限于北京,“大抵南方各省皆然”。

   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節相賀,如前述陳其元老友相訪之類,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。大學士徐乾學曾用名帖向人道歉。清?龔煒《巢林筆談》卷三:徐乾學退休后居鄉,對于鄉間鄰里十分謙下,有一次,他坐轎子出行,有一個老秀才從旁邊經過,徐眼睛不好,一時沒有看見,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門致歉。清人婚喪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,如清末有喪家開追悼會,到會者使用名片,已成為喪禮中的一個環節:《清稗類鈔》載“賓至時,必先投名柬也”。不過喪事時或喪家使用使用名片,往往加以黑框,與平時所用略加區別?梢,名片在清代社會生活中應用極廣,如拜見、道歉、道謝、請托、婚喪、道賀等均有使用。

    名片作為等級社會的一個產物,也必然打上等級的烙印。明代親王的名片,例不稱名,有書王者,有書別號者,用以表現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貴。清代雖未見到此類明確記載,今天我們見到的李鴻章的名片,只印了李鴻章三個大字,別的什么也沒寫,因為他在晚清時期名氣太大了,寫什么都顯得多余。這與明代親王名片的情況多少有些類似。清代名片在等級制度仍然有所反映,如學生拜見業師,下級拜見上級,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見,而上級則一般不會給下級名片。有個例子說武將不識上官,是因為從未接到過上官的名片。清?梁章鉅《浪跡叢談》卷三記載了有這么一個故事,嘉慶時,京口參將莊芳機進京覲見皇帝,皇帝問他,“你從江南來的時候可見過蔣攸铦,莊的官職比蔣小,從未直呼過蔣的名字,一時想不起這個蔣攸铦是誰,回答說”沒見過”;噬线B問了三次,他都回答說沒見過,皇上不禁有些怒氣:“你真太糊涂,作為江南武官來京,你難道沒有向江南總督辭行?”莊這才想起這個蔣原來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總督。趕忙連聲回答說“有,有,有。”皇上的臉色這才稍稍緩和了一些。莊芳機從皇上的內庭出來,渾身都已經汗透了。有朋友后來問他為什么會這樣,莊道出了其中緣故:我平常只曉得我只曉得江南總督,或蔣中堂,他從來沒有給過我名片,我也沒請他寫過一聯一扇,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蔣攸先蔣攸后乎?有時候,地位較低的人,要遞一張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,也要花費巨額的賄賂。乾隆時?蛋舱魑鞑貧w京,戶部一書吏求見,遞了一張名牌上去,“賀喜求賞”。雖然這個書吏求見,本來就是別有所圖,但這一張名片遞上去,他前后也花費了十萬兩銀子,“否則談何容易得 見一福公哉!”(清?歐陽兆熊、金安清《水窗春囈》卷下,中華書局,1984年3月版,第53-54頁。)由此亦可概見當時官場風氣。

    清初的名片,沿明末舊習,偶有涉及社會政治生活,但很快就被禁止。明末社會上知識分子之間即使是從未見過面,投遞名片時也互相“稱盟稱社”,表明是同黨,形成一種十分可笑的風氣。清初時,人們互遞名片,仍沿明末舊習,此種政治盟社的風氣,雖與當時政治有關,主要的還是沿襲明末黨爭而形成的派別,順治時即遭嚴厲禁止。

    上流社會廣泛使用名片,也會對一般下層社會造成影響。清人翟灝:《通俗編》說,當時有的人訪友“偶無名帖及紙筆”,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,十分好笑?梢娚蠈由鐣褂妹瑢σ话忝耖g的影響。以至于與上層社會交往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,如揚州的妓女,逢有招請,也會送來大名帖一張。下層社會販夫走卒,于婚嫁時也使用名帖!肚灏揞愨n》中有這么一個故事:有個在總督府負責掃地的人與別人結親,下定時發的名片上大書:“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總督某地方、節制軍門提督軍門門下掃地夫愚弟某頓首拜”。親家看到這名片,張皇失措,拿去與當地士紳商量,士紳想了想說,你家住在關帝廟旁,我自有辦法。于是回帖上書“勅封關圣帝君、漢壽亭侯隔壁愚弟某頓首拜”。雖然是下層民間幽默故事,卻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。

    清初的名片名帖,沿明末之制,以二三寸者為多,清末則多六七寸長。特殊情況下也有長短過尺的大名片:“名片,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為最大,紙長恒徑尺,書擘窠大字,無空隙。”(清·徐珂《清稗類鈔》,中華書局1986年7月版,第6019頁。)清初尚有人親筆書寫,清中葉以后,一般是請名人,書家寫好,刻成印戳,蓋于不同顏色的箋紙上。

    名片上所書的內容與稱呼,清初沿用明末習慣,而后歷有變遷。明末士大夫之間投名片,往往上書“某某拜”,清初沿襲了這個字眼,但康熙以后,改為“某某頓首”。據說是康熙初鰲拜專權,朝臣獻媚,避其名諱,引得社會上名片的稱呼發生變化。也有傳說是因為雍正間鄂爾泰當權時,鄂的父親名字中有一“拜”字,人們為了避諱而改用了“頓首”二字。在下級給上級的名片中,常用“恭惟大人”四字,后來乾隆時莊有恭名重一時,僚屬遞給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“仰維”或“辰維”等字眼。慣例稱大學士曰中堂,后來晚清時左宗棠為陜甘總督,兩省官吏避宗棠二字,名片中皆稱“伯相”。一個“拜”字之變化如此,可見清代社交禮儀之繁瑣。自從順治間禁止士紳官員于名帖中用“社”、“盟”之類字眼后,名片上多用“年家眷”三字,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員,以至于有個戲子拿這個事編成了歌謠:“也不論醫官道官,也不論兩廣四川,但通名一概年家眷。”(清·王士禛《分甘余話》卷2,中華書局,1989年2月版,第46-47頁。)與“社”、“盟”遭到禁止相類似,晚輩學子對于學官及科舉考試中閱卷、錄取等官員,自稱“門生”,也被禁止,因為生員人等與老師之間關系親密,很容易于成為門派,為清朝統治者所忌諱。所以順治后,無門生之稱,后來改用“受業”、“侍生”、“晚生”、“同學”、“同學弟”等稱呼。同學這一稱呼,按清人王應奎《柳南續筆》中的考證,始于順治時人黃太沖,他與當時名士沈壽民、文符等交往,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學的稱呼。

    大體上,清初以降,名片上的稱呼,用“年家”、“世家”、通家、眷弟、如弟等為普遍情形。后來親戚稱姻,世交稱世,同年只稱年愚弟,而去家字。老師與門生稱通家生,也稱同學弟等等。此外,子侄之師,則互稱“通家弟”。同門友稱“門愚弟”。督撫與司道名刺稱“愚弟”,與府廳稱“寅愚弟”,州縣官與生監、鹽商等商人,也稱“年家”、“眷弟”等。

    名片作為一種社交方式,不免成為鉆營,請托的工具,甚而成為訴訟時的請托形式。以至有顯貴、士紳的名片,被用來包攬詞訟、魚肉鄉里,欺壓良善。道光間,杭州等地,豪紳與顯貴往往將名片作為打官司時的背景資料夾在案件的卷宗里,有時,顯貴之本族、親友也多借其名片夾于卷宗,地方官也往往要給些面子。道光時任縣令的段光清初次審案時,見到卷宗里有一張當地鄉紳的名片,就問衙役是怎么回事,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《紅樓夢》中賈雨村審案時那個小衙役的回答,名片夾在卷中,無非是表明這是某老爺所托,或是某老爺的關系,叫縣令在審案時給面子,相互照應。段光清在《鏡湖自撰年譜》記載了他當時在杭州審理的一個典型案例:

    當地有個姓趙的士紳,與杭州知府等官員素有交往。有次,他家里的一個轎夫因為強討工錢,大概是當著外人的面找他要錢,他覺得“未存紳士體面”。于是誣告轎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,在狀子中夾了張名片,送到了杭州府。府里將案子發到縣里審,并交待一定要嚴懲這個轎夫,給足這個鄉紳面子。段光清當時只是一個候補縣令,當時縣令認為這只是一樁不起眼的小事,只要嚴懲轎夫就可了事,所以請段光清來審案,想叫段對這個轎夫用刑,叫這個轎夫承認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結案。段光清是個官場的新手,也不愿意不問情由就定案,于是將轎夫帶了來。轎夫帶上來時就已上了枷鎖,一看就是個粗笨之人,根本不象個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,段心里明白,這事無非是鄉紳的誣告。他問轎夫:“你來趙家干活多久了?”答:“今年才來的”。“趙家有幾個婢女?”答“小人很少進府,不知他家有幾個婢女。”“趙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,你還說不知道他有幾個婢女?下面的回答更讓段覺得不該讓他頂上奸拐重罪:“小人只是當面向趙大老爺要工錢,已被老爺責罵了幾次,而且說要把小人送到衙門治重罪,F在老爺要責罰小人,小人也認了,情愿不要工錢了。”段光清斷定轎夫所說必是實話,交代轎夫以后如果是別的官來審你,你只要不承認奸拐,雖然也會受責,但不至于治罪,轎夫叩頭而去。趙家聽說此事,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,說這個官太“庸懦糊涂”。后來換了縣官親自審問,先用刑后審問,轎夫始終不承認有奸拐之情,只不過是討工錢,不尊重趙大老爺?h官也無可如何,最后只好把轎夫責打一頓了事。但此后,有卷宗夾了名片的案子,再也不叫段光清來審了。

    這個審案的經過十分典型,地方劣紳僅僅因為轎夫當面向他討要工錢,覺得丟了面子,就誣告轎夫奸拐其婢女,并于案卷中夾雜名片。而地方官按慣例也會重治轎夫,只是遇到了段光清這個不識官場慣例的新任候補官員,這個轎夫才逃過了一劫。而類似的審案情形,在當地是所在多有。紳縉乃至其親屬等人經常用他們的名片夾雜于案卷之中,包攬詞訟,社會的黑暗由此可見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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